学者研究 |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基督徒实业家这个群体？

2025年5月17日，为期一天的《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度会议在线举行。来自同济大学的周萍萍以“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为题做了学术报告，分享了她近年来对近代基督徒实业家的研究。 

当天主讲人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主要涵盖几大部分：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多位著名的近代基督徒实业家（包含新教和天主教）和他们的成就、基督徒在中国实业发展中的贡献、以及对基督徒实业家的评价和反思等。

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谈及基督徒与近代中国实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学者周萍萍介绍说：“‘实业救国’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之一，其主旨是主张通过发展本土工商业、增强经济实力来抵御外国侵略、改善民生、实现国家独立与强盛。而这一思想的萌芽和兴起，主要源于19世纪中国在列强侵略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压迫下的深重危机，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的入侵和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民族危机意识，知识分子和民族企业家开始反思中国衰弱的原因，逐渐认识到经济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

正是因此，一大批满怀实业救国夙愿的民族实业家脱颖而出，投身于近代化工商业浪潮，这其中不乏与西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基督徒实业家。“这些基督徒实业家基本分布在上海、天津、武汉等通商口岸，一些是买办、金融家出身。当时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为这批实业家的崛起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他们兴办现代工商业，引进西方文化科学技术，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主讲人说到，当时有这样一个基督徒实业家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特别之处比如信奉“洋教”、同时很多又是做过为洋人服务的买办，所以时人常对他们嗤之以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却在国家危难关头，创办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工商企业，体现出先进的时代性和创造力。但即使今天，学界对其的评价依旧褒贬不一。固然这些基督徒实业家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但绝不能因此忽视其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

因此，学者周萍萍希望透过对这些基督徒实业家的贡献和影响的梳理，能够为中国近代化的多元动因提供新的视角。

多位著名的近代基督徒实业家和他们的贡献

随后，她介绍了8位基督徒实业家，其中五位是新教徒：马应彪(1864—1944年)、宋则久(1867—1956年）、宋棐卿(1890—1956年)、刘子如(1870—1948年)、武百祥(1879—1966年)；三位是天主教徒：朱志尧(1863—1955年)、陆伯鸿(1875—1937年)、刘歆生(1857—1941年)（如文章上图）。

他们在近代实业发展中有着非常值得注目的贡献和成就，比如：马应彪是中国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的创始人；近代天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中被称为“双宋”之一的宋则久被称为是津门“国货旗手”，对天津的实业发展功不可没；另外一位是东亚毛纺厂的创办者宋棐卿；刘子如是近代渝商的典范；武百祥在哈尔滨创建了多个百货商店，是老哈尔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著名商人；以及近代教育家马相伯的外孙、天主教徒朱志尧被称为“近代实业巨擘”，他被称为是造船巨擘、航运先驱；陆伯鸿被称为是工商巨子、慈善大王，为阻止外商势力渗入华界，他于1912年创建华商电车公司，当时被誉为“华人破天荒之自办电车也”，次年8月11日，上海华界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曾在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面前说“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则创建了汉口”，汉口的规划他可谓功不可没。
先施百货公司

天津东亚毛纺厂

刘歆生向家人展示汉口规划图纸

这八位基督徒实业家本身就有着很强的救国和爱国情怀，比如宋则久曾说：“救国必先救穷，救穷非提倡实业不可，提倡实业非维持国货不可，国与民是分不开的，国富就是民富，国强就是民强，所以救国就是救自己。”朱志尧曾说：“唤起我国同胞，不要迷信外国，谁说中国不及外国，忌妒没有用，羡慕崇拜没有用，要自己动手做。”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多出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基本分布在上海、天津、武汉等通商口岸，一些是买办、金融家出身。他们亲眼目睹清政府的无能与懦弱，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兴办现代企业。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也为这批实业家的崛起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他们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讲人补充说。

关于基督徒在中国实业发展中的贡献，周萍萍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1、引入西方科学观念，将实业与教育相结合，培养新型人才，通过创办学校传播新思想和技术。
这些实业家都非常重视教育，比如宋则久说，“教育”为人格三要素之一，是实现实业振兴的重要因素。

2、创建现代企业与引入新技术，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比如在轮船制造方面，朱志尧创办的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除了制造货船、趸船外，还会接兵船、码头船的业务；朱志尧设计制造的“靖湖”兵轮割水草刀，解决了浅水湖中水草阻碍轮船航行的难题，为军事航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参与慈善和社会改革，兴办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事业。
比如创办鄂圣心医院、新普育堂等。

4、发展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这是这些基督徒实业家和其他实业家不同的地方。”主讲人介绍说，这和他们的信仰息息相关，因为在基督教精神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群”的精神：人们应积极主动地团结起来，凝聚每一个兄弟姐妹的力量，组织社团，用团体的力量，救助弱者，服务社会，并且在这些社会活动中，使更多的人得到感化，从而发展出更大的“群”。

比如在宋棐卿创办的东亚公司巍然耸立的烟囱上，远远就可以看到几行黑色的宋体大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在东亚公司员工的大饭堂里，迎面墙上是由黑色油漆书写的中英文对照的巨幅横额“军事纪律，基督精神。

对基督徒企业家的评价和反思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而那正是救亡图存始终为中华民族第一要务的时代。振兴实业、国强民富，是那一代实业家拥有的普遍情怀。面对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纷繁的思想潮流，他们认为信教与爱国并无冲突，积极探索阻碍中国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桎梏。”周萍萍从几个方面谈到了对于基督徒企业家的评价：

1、“仁爱”思想和“福国利民”的家国情怀
她介绍说，这些基督徒本身就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些基督徒的社会服务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并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践行基督教信仰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2、基督教信仰的要求
他们之所以这样去做，也和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之博爱精神等息息相关。

3、基督教的经济伦理观
基督教的经济伦理观影响了基督徒对于财富和经济的看法，也让他们致力于创办实业等。

在评价他们的贡献时，主讲人也谈到反思，“这些基督徒实业家有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其中一些是从买办转化而来，他们的创业既有帝国主义需要代理人的机会，又正值中国急需发展的当口，因此能够成为推动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1、买办的局限性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与洋商之间的关系是既合作依赖，又力图超越摆脱。他们在同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始终是以弱敌强、力量悬殊，虽然能够在处于严重不利的环境下生存下来，但是他们的实业救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

2、当实业遇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穷途末路的政府
近代基督徒实业家群体兴起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这也是中国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外部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欺压，内部有反动政府的压迫，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夹缝中求生存的这些基督徒实业家如何持守自己的实业，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基督徒实业家这个群体？

最后，主讲人总结说：“基督徒实业家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近代中国民族振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在中国超过一个半世纪艰苦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基督徒实业家对工商业实现国产化作出了贡献。”

“作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这些基督徒实业家有济世爱民的情怀；作为基督徒，他们的宗教思想对其实业救国、慈善事业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将事业上的长才与宗教上的热诚融为一炉，以慈善事业践行基督精神。作为由买办、金融家转化而来的实业家，他们在旧中国帝国主义资本、官僚资本的双重压榨下，步履艰难。新中国成立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是他们人生中的再一次选择。”

“这些基督徒实业家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和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